30年前,人们为购买一本世界名著彻夜排队,30年后各种书籍如雨后春笋,遍布城乡。1977年,我国图书仅有1.29万种,2007年,图书品种已达27.4万,出版传媒产业总产值直逼万亿元。
从“铅与火”、“光与电”到数字化的“0和1”,象征着出版生产力的不断解放。它记录着我国出版业与改革开放同行的脚步。
思想解放催生了出版的春天
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,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春风,为满足人们对中外优秀文化的饥渴,出版界冲破思想禁区,推出一批优秀图书。从《天安门诗抄》的出版,到《重放的鲜花》的汇集,从西方《牛氓》、《斯巴达克斯》等名著的重印,到配合大学恢复招生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再版,人们争相传送,风行一时。
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说,“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,最突出的印象莫过于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。”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,冲破了出版的思想禁锢。出版界坚持为人民服务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,突破了过去“出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”,“出书围绕政治运动转”的狭窄空间,担负起自己的社会使命和文化责任,宣传理论,传播科技文化知识,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。
一批又一批中外文化成果、科学新知与中国读者见面。《外国文学丛书》提速出版,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》带来经典盛宴,《走向未来丛书》《走向世界丛书》《诺贝尔文学奖丛书》又接踵而至。
一批标志性图书也纷纷问世,有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(中文第2版)、《列宁全集》(中文第2版)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、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、新编《汉语大字典》、新编《中国美术全集》、点校《二十四史》、修订《辞源》和《辞海》等等,这些图书将传之久远,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。
出版界的思想解放、拨乱反正不仅很快改变了“文革”造成的“书荒”,而且使出版的天地越来越广阔。
扩大开放形成了统一大市场
从上世纪80年初,我国图书发行业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“突围”,吹响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号角。
在计划体制下,书店只能由国有书店一家经营,实行单一的统购包销,印张价格、出版单位和发行单位的购销关系、出版物经营地区等等都有严格规定,严重束缚了图书发行业的发展。
1982年,我国图书发行业开始推行以新华书店为主体,多种经济成分、多条流通渠道、多种购销形式、减少流转环节的改革。1988年推行了放权承包、放开批发渠道、放开购销形式和折扣,推动横向联合的改革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,又提出了组建集团、联锁经营等改革。这些改革措施,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,推动了全国统一开放市场和对外格局的形成。
国有书店积极拓展市场,增强竞争优势,取得了长足发展。24个省级新华书店实现了省内或跨省连锁经营。浙江、江苏、四川、上海等新华发行集团在省内连锁后,向外省市拓展网点。出版社获得对自有出版物的发行权后,走向社店联合和产业链整合。2007年深圳发行集团和海天出版社整合组建成深圳出版发行集团,成为集出版、销售上下游于一体的企业实体。
我国兑现承诺,继八十年代放开民营零售和二级批发以后,2000年后,国家又逐渐对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开放分销渠道。截至2007年,民营发行网点已有10万家,占全国网点总数的72%;中外合资、合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发行企业和印刷企业达2500多家;卓越网、当当网等网上书店快速发展。国有、民营及境外资本等多种发行渠道良性竞争的市场局面已经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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